塞尔维亚的味道（一）
共6个篇章，未完待续……
我拎了一本《长恨歌》就匆忙逃上了去塞尔维亚的飞机，这趟陌生的旅程在有意驱赶我的工作压力。兴奋和胆怯交织在一起让我睡意全无，只得在途中跟着王琦瑶探寻老上海的生活。而当我结束旅程时，却惊奇地发现塞尔维亚这个陌生的国度竟然与曾经的上海弄堂有几分暧昧的熟悉感。
叩开塞尔维亚门扉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我们拖着嘎啦作响的拉杆箱走在空旷的大街吃着寡淡的凉风，它无色无味的，却把我心中的怨气和烦闷一点点吸走。我缩了缩脖子，有些害怕夜路上有危险。贝尔格莱德老城中心地带到处立着一些旧旧的书店、杂货店亦或是小酒馆、楼道下的锁匠店等等，如果不留意建筑的样式，大概要误以为自己穿越回小时候的上海弄堂，弄堂口的烟纸店、修鞋匠、磨刀工或者大排档正收拾回家。
大概因为入住太晚，我们被告知要调剂到另一家旅馆落脚，司机载着我们去了临近的旅馆。前台小哥牵丝攀藤地为我们办理入住，并告诉我们第二天早晨会有司机把我们接回原先的旅馆，这段旅程就在一个我们没有预订过的旅店里开始了。
有种时间叫塞尔维亚时间，它像在煤炉上煲的老鸭汤，只闻其香却要等很久才能嘬上一小口
开会迟到在大多数老板眼中是会遭到嫌弃的，因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信奉“时间就是金钱”，这是资本家创造财富的至理名言(却不是普通人)。当你置身于上海8点的地铁站、9点的高架路、10点的会议室、12点办公楼下的餐厅、下午3点的奶茶铺或咖啡馆、4点的学校大门口、5点的停车场和晚高峰，或是8点的健身房、凌晨3点的广告公司时，它们像电影快进一样从你眼皮底下来回穿梭周而复始，聒噪而贪婪地占据你的身心。每个月工资短信提示的那天，你终于意识到这些都是你创造的财富，它也许可以带来一条让人嫉妒的轻奢套裙、一顿犒劳性质的法国大餐、一次舒适的全身按摩……却唯独不能还给你一段空白的时间。这，在塞尔维亚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塞尔维亚人的日子都是掰开揉碎了过的，像是王琦瑶在平安里的下午茶时光一般，不奢侈，却从容。一开始我们无法适应，按照前台约定的时间在大堂等待司机送我们去原先的酒店入住，服务生告知我们大概等20分钟就会有出租车来接，我们坐在落满阳光的椅子里盯着书架上奇怪的西里尔字母发呆，一边焦虑起来，生怕因为迟到几十分钟而错过原计划的要参观的地点。不过，当地人愣是磨掉了我们所有期待，40分钟后前台小哥笃定地把我们送上出租，毫无歉意地微笑祝福我们有个好心情。我们在出租上抱怨了一通塞族人民的办事效率，想着拥挤的魔都至少是高效的，并暗自得意起来。后来我们才意识到，即便如此，高效的魔都却没有留给我们太多时间闻一闻春雨后青草混合着泥土的腥气，聆听夏季声势浩大的雷阵雨，观看秋天树叶剥落的舞姿，更不要说体验冬天站在阳台上晒太阳的闲适了。
经历过漫长的“20分钟”后我们学会了把当地居民告诉我们的路程时间按照两倍计算，对此，中国人就像计算汇率一般拿手。比如当地人告诉我们贝尔格莱德到泽蒙大约需要50分钟，按照我们的预想，路上应该花费1个半小时；再如丰塔娜酒店的Miki说，从贝尔格莱德去乌日策一天来回就够了，我们就心知肚明需要两天时间游玩，所以果断放弃；当你坐在候车座上以为下一班大巴再过10分钟就会出现的时候，冷不防就会有调度员说大巴延误或者抛锚了……在以火车和大巴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塞族，我们常常突然萌生穿越感，好像回到了小时候等公交车的那些年，没准哪一班抛锚上学就要迟到了。当然，这也成为了屡试不爽的借口，通常老师都会无奈地摇摇头放我们回座位。
我们很快适应了这里的节奏，8点在丰塔纳的床铺上睁开眼睛，看着时间在漏光的老虎窗上静静流淌，仿佛可以捕捉它的影子。那老虎窗也是上海老式房屋的模样，上面还浅浅地盘着一些蜘蛛丝网。虽然每间客房看上去都有些老旧，但是它们每天都在以尽量整洁的面貌迎接房客，就像老一辈上海人衣橱里总有那么一两套用来“出客”的服装一般。布置算不得豪华，倘若要跟发达国家的五星级酒店相比，你定会失望。但是遮光的老花窗帘、厚重的羊毛毯子以及小而整洁的卫生间都是它用来“出客”的装饰。
洗漱、早餐、闲逛一圈后依然是9点不到的光景。广场前的吹笛人翘起了二郎腿，继续着自己的旋律；进出教堂的人们或独自或结伴，做完祷告便信步到附近的咖啡馆继续没有读完的小说或聊聊没有说完的八卦；公园里的中年大叔在长椅上坐成一排聊天或者看报纸，大声地问我们是不是从中国来，塞尔维亚欢迎你们。阳光在他们的面容上划过，没有折射出焦急的表情，他们不穿光鲜亮丽的华服，没有职场精英的气场，年轻人的活力和老年人的从容都写在他们阳光下的面孔和衣服上，这大概是生活本来的模样。在这里，我们允许自己头脑一片空白，站在街边抽支烟，看看周围的当地人都在干什么？而不是担心今天是否可以完成报告？我们也会对着餐桌上的热巧克力发会儿呆，不用思考如何努力工作才能尽早实现财务自由，因为，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在用很少的工作量享受着免费的自由。“时间就是金钱”之于当地人可能不这么管用，他们慢悠悠地过着自己的生活，哪怕必经之路要修十年，都可以以一种“没关系反正大巴可以开到”的姿态迎接。我想这是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跟中国人不同的方式。
从泽蒙通往小镇制高点的途中在修路，下午2点的光景，两个修路工人安闲地坐在石阶上晒太阳，手头一只80年代的搪瓷杯里是冒着热气的咖啡，淡淡地勾引着我们的味觉和视线，他们愉快地聊天好像并不在意行人和修了一半的路，这片刻的欢愉可以让一整天的工作都变得再轻松些。自多瑙河边的小镇泽蒙回到贝尔格莱德的大巴缓缓驶过某个小杂货铺子停下，中年售票大叔跟司机说了两句便下车转了进去。我们从玻璃窗里看着大叔和店员表演买食物的“默片”，车厢里的乘客或看报纸、或看手机、或盯着窗外发呆，他们觉得这似乎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上海，肯定免不了乘客和司机的一场骂战。大叔悠闲地领着饼干和水上车，就像退休职工逛菜场买到新鲜的鲫鱼一般舒坦。我们调侃道，这大概是为什么公交车总是不准时的原因。当他们看到车窗前有行人正在过马路，不管面前是红灯还是绿灯，都从老远就减速慢行，同时在窗玻璃里伸手示意外面的人放心行走。我们在塞族过马路几乎都是被司机让行的，以至于后来回到上海一度认为过马路不用注意来来往往的车辆甚至不用看红绿灯。
悠长的塞尔维亚假期里，时光仿佛是倒转的，还散发着报纸的油墨香。在所有带回来的照片里，朋友特别喜欢一张站在街角拍摄的大幅可口可乐广告，说有一种90年代妈妈带着孩子去南京路逛街的幻觉。我至今还能记得母亲带年幼的我逛南京路的场景，大幅七喜广告的卡通形象Fido Dido还印在脑海中。而现在，当我站在一块块轮播的电子屏下面，都懒得抬眼去留意一下，它的短暂存在似乎只为了告知品牌动向，毫无兴奋点。匆匆一瞥的习惯里，我们已经失去了话题的仪式感，因为惊人的信息量每天都在挤爆我们的脑袋，快速地如机器一般规划着每天的行动。
我想我们还是走得太快，对于金钱的追求也好、对于物质条件的苛求也罢，生怕落在同龄人后面，所以连停一停的勇气都拿不出来。贝尔格莱德的上班族们踱着笃定的步子走向车站时，并不介意刚刚开走的公交；老人坐在书报亭边的长凳上翻阅着报纸，聆听落叶时露出从容的笑；修鞋匠在无所事事的午后，坐在门边弹着吉他唱起家乡的歌谣；妇女带着孩子坐在咖啡馆一角，晒着太阳点燃一支烟想心事……那些琐碎的片段对一个曾经的上海小囡来说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这些好像自己小时候的经历，陌生的是，这些竟发生在另一个国度。
那慢慢的、需要细细咀嚼的塞尔维亚时间正如老上海使用煤炉煲的老鸭汤，耐心等待是煲汤的要诀，而当你嘬上一小口，便觉欲罢不能。